劳动是一切社会文明之源。人类的劳动是一项综合型的社会实践，把劳动划分为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两种形态，是对劳动本身的简单化，这样的划分无法揭示劳动的实质与真正价值。人类劳动是人类与自然界物质的一种全方位的相互作用，因此，劳动过程最直接、最真实、最典型的体现着人类与自然界物质的相互联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揭示了人类劳动的性质和意义。《资本论》从对于“商品（这个物）”的研究最为起点，重点在于阐述“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可以充当《资本论》整部著作的绪论，也是最有历史意义的理论观点。马克思毕生研究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以及规律，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即是资本家阶级对于雇佣工人阶级的劳动剥削。因此，如何赢得工人阶级的劳动解放？即雇佣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解放？这便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心。可以说，马克思个人的理论研究，核心的目的即是如何让工人阶级在劳动过程中共获得解放。因为在马克思的时代，工人阶级是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在欧洲，18世纪下半页以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对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曾经作出过杰出的贡献。这就是极大地促进和推动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实现，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生产领域中来，不仅是人类生产领域里的一场实质性的进步，同时，在客观上直接带来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导致整个社会形态由乡村社会升级为城市社会。

对于中国来说，华人社会从来没有出现过一场持续的、不间断的、大规模的产业分工的革命，农业和农村人口至今仍然占社会总人口的大多数。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开明的官僚层，曾经开展过一场旨在“师夷制夷”为目的的“洋务运动”，但是，洋务运动随着19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而终结，“洋务运动”没有能够完成中国的产业革命的任务，更没有能够实现中国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型为城市社会。在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整个社会积贫积弱，“家族皇权专制统治”不仅完全无法适应社会治理的需要，更充当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因此在1911年10月爆发辛亥革命，然而，新成立起来的“共和国”——“中华民国”没有起码的统治基础，在辛亥革命后，中国进入到一种兵荒马乱的地方军事割据的局面，致使暴力革命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常态。可以说，整个20世纪百年，中国都没有能够真正走上良好的产业和科技革命之路。

在中国，“均贫富”的思想根深蒂固，历史上的暴力“均贫富”观念，对于社会的经济繁荣与产业分工的大发展有害无益。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几乎所有的重要的思想家们，都认识到“贫富不均”对于社会生活的危害，因此，也都提出了各种“均贫富”的政策方案。齐国大夫晏婴在回答齐景公“古之盛君”的行为准则时提出“权有无，均贫富”，晏婴说：“其取财也，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见于《晏子春秋·内篇问上》）。鲁国的孔丘讲道：“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见于《论语·季氏》）。齐国的管仲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见于《管子·国蓄》）。秦国的商鞅主张国家应通过政策法令去平衡财富的占有，认为“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见于《商君书·说民》）。除了这些重要的思想家们各自提出的“均贫富”观念，历代的农民起义首领更是高举“均贫富”的旗帜，以“均贫富”作为造反的理论纲领。比如东汉末年的张角、张鲁痛斥贫富不均之弊；北宋的王小波、南宋的钟相都以“等贵贱，均贫富”作为号召农民组织起来造反的口号。王小波对农民说：“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辈均之”（《宋史·樊知古传》）。钟相提出“等贵贱，均贫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国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建立起通过国家税收有效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政府要么横征暴敛，要么放任不法经营。可以说，直到20世纪，中国的国家政权从来没有找到和确立“均贫富”的正确方法和文明方法。创建公平的、运行良好的税收体制，仍然是当下中国政府的一个迫切的现实任务。

自1949年以来，划分劳动组织的方式极其简单和政治化。比如把企业划分为全面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再是用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等等概念作为划分劳动组织属性的方式。

中国自198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一个企业家阶层快速涌现、形成、壮大的时期。现在，我们通过媒体，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企业家们的活动。在眼前的抗击源自武汉的肺炎疫情过程中，企业家的捐助也是整个社会求助中最重要的部分。

企业和企业家是一个社会中最具智慧的接触群体，衡量一个现代民族是否伟大的标准，一个重要的尺度是这个国家拥有多少杰出的企业和企业家。因此，国家政权必须把保护、激励、培育与造就企业家的成长作为一个持续的政策方向。

伟大的企业不仅是满足社会需求的劳动组织，更是社会生产力的实现执行力量，从更加宏观的社会意义上说，伟大的企业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和社会进步的引领因素。一个严重缺乏伟大企业的国家或民族，注定是一个极其平庸和严重缺乏创造力和发展力的国家或民族。

一个社会活力，来自于无数个企业的自主劳动和各式各样的发明创造，一个国家的政治与政治家的一项主要责任，便是激发和促进各个行业的企业的成长于壮大。劳动组织的建立和创建、经营与运行、以及对于所创造财富的分配权，都需要设计公平的制度来保障。

改革开放时期40多年，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华人社会前所未有的一个最伟大的大发展、大创造、大繁荣与大飞跃的时期。中国自周朝之后，在历时大致55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之后，198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足中国伟大历史时期。当然，许多人仍然对于改革开放时期持有不同的看法，着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改革开放时期对于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贡献，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客观存在。改革开放时期创造的物质财富数量，要超过以往4000年历史创造社会财富的总和。

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民族社会，仅仅持续40多年的持续增长远远不够。中国社会需要持续上百年的持续发展，才能够使得整体社会面貌发生根本性的改观。显然，在改革开放时期40年之后，中国的农村社会迫切需要走上崭新的建设与发展之路，可以肯定地说，在未来40年，注定是中国的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时期。

千百年来，中国的芸芸众生，只是为了吃饱穿暖为奋斗。现在，在中国普遍解决了吃饭、穿衣、住房这些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中华民族迫切需要换发出一个朝气蓬勃的创造崭新社会文明的坚定意志和伟大能力，把14亿人口的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并且把自身社会的文明建筑在一个崭新的高度。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而又苦难重重。中华民族必须首先在苦难中提升自身的文明觉悟。正确区分社会生活中的文明与不文明、甚至于反文明的各种因素，从而做到伟大的墨子所讲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良好的企业制度、富于创新精神的教育制度——此两者是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善于劳动民族的关键条件。

提高劳动者的文明素质，需要首先从社会的教育系统入手，大力提升教育系统的水平和能力。中国迫切需要一场教育体制、教育理念和教育内容的改革，因为教育事业是涉及中华民族未来的事业，只有树文明之人、才能够达到成就文明事业的目的。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在培育社会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方面，作出了巨大的成绩。但是，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相对于社会文明发展的要求尚有十分巨大的差距。因此，创建一种最有效的开发全体社会成员智力资源的教育系统，这是一项非常迫切的现实任务。

教育系统担负着培育优秀的、文明的劳动者的使命。因此，建设一个发达的教育体系，这是中华民族成为善于劳动的民族的一个关键前提。教育系统是传承知识和创新知识的核心系统，因此，教育系统担负着开发被教育者智力资源的使命，是一个社会中最富于智慧的系统。

中国必须培育起无数个优秀的企业，并且造就出众多的杰出的企业家群体。如此，中国才能够逐步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华民族也才能够成长为一个善于劳动、创造、发明的民族，并且由此成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个伟大民族。

中华民族的文明事业，必然走科学技术产业化的线路，她是一场科学、技术、文化等领域的大发现、大发明过程，也是科技成果的不断产业化的过程。

21世纪中华民族的文明事业，无疑是全人类文明事业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注定是全人类文明事业中最为波澜壮阔和引人入胜的事业。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国家，人类在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中，还从来没有拥有过拥有如此众多人口的国家。我坚信，14亿中国人头脑中蕴含着无限的智慧，而这些智慧必然转化为创造社会文明的现实力量。

总之，从现在起，中华民族必须成为一个善于劳动的民族。

徐国进

                                                    2020年2月5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