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与产业政策
2016-09-20 18: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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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和林毅夫关于产业政策问题的争论,引起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争论由于新能源汽车企业骗取政府高额补贴而引发。

双方的主要观点如下:

张维迎——“产业政策”为何行不通?一、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二、创新是不可预见的;三、产业政策是豪赌;四、不搞砸绝不罢手;5、企业家要争取的是普遍的权利,而不是特权。林毅夫的四点错误:(1)后发国家保持长时间持续增长很难说是奇迹。(2)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3)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4)重新思考战略与体制的关系。

林毅夫——没有产业政策,国家必然不成功。按比较优势发展产业 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 “有为的政府”也不可或缺。产业政策失败 是因为政府容易支持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采用产业政策时经常失败,除了执行能力的问题之外,究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容易出于赶超的目的,而去支持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果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能靠政府永无止境的保护补贴来生存。不同产业 政府因势利导作用应该各有差异。

张维迎和林毅夫两位教授的争论,如果能够引发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于21世纪中国社会产业发展规律的认真探索,并且制定出正确的产业发展政策,那么,这实在功德无量。

严格说来,中国从来没有自己的经济学说,更没有独立的经济学体系。历史上,中国人的所谓的经济思想或者观点,只是只言片语的表述,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对于农业问题和土地管理方法的论述。自春秋战国之后,中国的官方和学界甚至包括大众在内,便逐步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的立场。

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学术领域里,经济学和法学成为我们时代的两大显学。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政策引发的必然结果。但是,事实上,30多年来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和法学理论,都属于相当贫乏的境况。在学术界,西方经济学铺天盖地而来,然而,无一能够对解决中国社会经济的现实问题有过实际价值的帮助,法学研究更受到自身政治环境和研究方法上的限制。

毫无疑问,21世纪中国亟需属于自己民族的独立的经济学和法学。

人类社会的产业体系来自社会分工,而分工来自人类生存的不同需求。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包括:吃穿住行四大领域。因此,社会的一切分工也是首先围绕这四项基本需求而存在并且逐步发展起来的。

社会分工的发育,首先是一个自然的经济活动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马克思根据劳动过程中不同的生产工具而划分不同的生产方式,并且依据不同的生产方式而区分不同的社会形态。从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过程看,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具有科学性,也符合人类生产发展的客观逻辑性。对于人类社会而言,自从国家出现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就始终扮演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和自觉的管理者的角色。

汉民族是世界上农耕文明最早形成并且成熟的民族。但是,由于一系列难以说清的原因,中国在社会分工上始终是一个无法得到良好的发育和发展的国家,中国在公元10世纪左右农业文明达到最高峰的状态,当宋朝社会向着规模化的工业生产转型的时候,遭遇了北方崛起的蒙古族的大规模入侵,从而彻底中断了宋朝的由手工作坊向大规模工业生产转型的趋势。可以说,从工业13世纪起,中国在社会分工以及文化、科技、教育等主要领域,便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下。直至1840年,英国为了开辟崭新的世界市场,向古老的中国发动了战争,我们把这场战争叫做鸦片战争。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人怀着“师夷制夷”的心理开始向西方学习,这种承认自己落后的学习心态一直持续到整个20世纪百年,至今仍然残留着这样的心理。

历史上,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族专制国家中,政府与民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在对土地支配权的争夺。

中国社会由于始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分工的裂变,因此,农业人口一直占社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历时长久并且始终落后于西方国家。

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的“工商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政治权力直接占有和支配一切社会财产和经济资源的制度继承和重新创建经济体制的尝试,它只是被披上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外衣,在1949年10月后的条件下,所谓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毫无实际的抵制的方法和政治保障,只能被“自愿”的“公私合营”。当执政党于1956年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成”后,确立了“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事实上,这是对前苏联经济模式的全盘移植。因此,张维迎教授讲的“产业政策是穿着马甲的计划经济”有充分的根据。当然,在表述上可能不符合经济学的学术要求。

在1950—1976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固然可以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在闭关锁国的状态下,一方面,中国的工业水平与先进西方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始终没有能够有效地转化农村劳动力。到1980年改革开放开始之际,可以说,中国为数众多的农村人口仍然处于贫困线上,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至连基本的温饱都难以维持。

农业生产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并且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从而在短时间里取得明显的成效。同时促使“乡镇企业”蓬勃兴起。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社会天然的落后性,农民难以在短时间内转化成为具有先进的劳动素质和文明水平的现代公民。因此,21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仍然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在21世纪的产业技术革命中,中国应该充当农业技术革命的先行者。事实上,农业作为向人类提供基本生活资料的——食品的行业,无论在生产方式还是在生产技术方面,都仍然是一个十分落后的产业。中国21世纪的产业技术进步和整体性的社会进步,都取决于农业科技革命领域里的真正突破。因此,中国的产业革命以及产业政策制定,必须自觉地回归到农业领域。

产业政策的核心问题,是政府在调整各个产业分工的作用与地位时,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可以说,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汉民族社会从来就不拥有一种良好的政府系统,政府的作用在实际上始终是一种束缚社会发展的因素,更是严重缺乏治理社会和自觉推动文明成长的智慧。历史上,历朝历代的政府在对于社会管制的过程中,都客观上成为一种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特殊利益系统。即使现在,中国大陆的政府系统的职能改革问题,也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1980年代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大陆政府系统的改革,有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无论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还是在其它的一系列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方面,都普遍存在不适应的情况,因此,中国公权力系统的自身改革,已经是一个刻不容缓的政治任务。事实上,政府之需要是公平规则的制定者和坚定的维护者。毋庸置疑,政府对社会财产的直接支配和控制,是导致目前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主要因素,同时也是滋生公权力腐败的制度温床。

21世纪的中国社会,注定是一个产业分工大发展的世纪。企业家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核心的角色,同时,政府的产业政策也起着不可或缺的调节作用。中国经济学家的一个具体任务,即是正确地揭示出21世纪中国社会的产业发展规律,并且提出相应的促进产业技术升级的政策。

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企业家——这五位一体的社会力量,必须有着良好的联合与合作,才能够共同促进中国社会的普遍进步,从而造就一种崭新的社会文明体制。

徐国进

2016/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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