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10月29日下午就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影响进行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深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使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这是一个良好的现象，从中我们看到，中共领导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视以及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决心。

可以说，习近平时代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第三季，自从195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时代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代，这两个不同的社会阶段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深刻而具体的经验教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第三季，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中国必须达到极大丰富，中国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完整的理论发展和正确的政策实践；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价值融合在一起，使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血脉中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习近平时代必然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度。马克思主义在习近平时代走向成熟，这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践的要求，更是中华民族文化转型的迫切需要。然而，完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这是一个严峻的理论工作，必须有一大批真正领会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精髓的思想家去完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陆必须成熟并且成为一颗根深叶茂的常青的理论之树。创建属于中华民族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中国的使命。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外来的意识形态，随着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中国站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成为一种最常用的政治语言。历史上，从公元1世纪开始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佛教同样是一种外来的宗教。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尚是一种没有得到长足发展的理论，而且，这个理论体系在20世纪50—70年代的实践中存在着严重失误。马克思主义应该也必须通过21世纪中国的社会发展而真正丰富和成熟起来。

历史上，佛教是影汉民族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最普遍的宗教，几乎贯穿了中国的整个家天下的历史进程，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远远不及佛教，但在改革开放时期，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正在扩展中，经过改革开放时期以及全球化的洗礼，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呈现丰富和多元化。

在20世纪的人类生活中，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主义”，这是20世纪人类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典型的表现。

在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至少包括如下两个极其重要的理论线索：一是生产方式的进步是经济形态发展的基础与动力；二是劳动者的解放（人自身的解放）是一切社会实践的根本目的。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的运行，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理论核心，因为经济活动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基础和进步的必要条件，没有经济形态的进步和繁荣，一切社会的上层建筑的变化，都不足以引导社会生活发生质的改变。劳动者解放（包括人的全面的社会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核心的理论追求和现实追求。劳动者在劳动过程的解放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发展水平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的指标。

马克思主义是欧洲社会工业革命巨大的社会文明进步条件下诞生的人类思想之光，马克思主义一经诞生，世界工人阶级便具有了科学的理论，也为劳动者提供了实现在劳动过程中的解放提供了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

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作为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全面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的实质、特点和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运动的一个必然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研究对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评判，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阶级对于雇佣工人阶级的劳动剥削，因此，马克思主义主张的“消灭私有制”，决不是通过简单的暴力形势消灭社会成员对于物质财富的使用权和产权，相反，是要重建社会财富的所有制制度，使之更加有利于劳动者阶级和生产力的发展。

在对于人的本质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总和”。然而，人类不仅是自己结成的社会关系的总和，而且，第一位的是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总和。人类是地球陆地上的生命，人类生命的起源问题至今尚无公认的科学结论。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同时，大自然把能动的改造客观环境的智力赋予在人脑中，而且，人类智力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这就使得人类社会本身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劳动是创造社会文明的唯一方法和途径，劳动的智力含量越高，社会文明的水平也就越高，因此，社会文明的程度与人类劳动的智力程度成正比。但是，在人类社会的不同的进化阶段，劳动本身存在着普遍而严重的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和压迫现象，这使得劳动本身存在着明显的被迫性，这才是社会的不合理、不公平之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条件下的劳动——首先表现为雇佣工人阶级的劳动，在马克思看来，其劳动成果——商品——属于一种被资本家阶级无偿占有的劳动，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必须被消灭，才能够使得工人阶级获得劳动解放，然而，马克思主张的“消灭私有制”绝不是简单的使用暴力或者对工人产权的完全消灭，而必须要“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或者主张社会暴力的理论。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是指处于不同的生产方式下和分工过程中的阶级，存在着事实上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巨大矛盾，而克服和解决这种矛盾，只有依靠生产力的进步。

   在马克思主义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能动的、先进的劳动者阶级，而阶级是人类社会分工的产物。在马克思的时代，这个阶级当然是工人阶级。马克思包括恩格斯，事实上已经明确地看到科学技术在整个生产过程的作用和贡献，因此，他们对于劳动者阶级的智力的提高寄予无限的希望。

可以肯定，21世纪是人类社会运用方式发生重大转折的世纪，因为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和科技基础都将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人类在科学技术上的一系列突破，尤其是在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科技科学三大科学领域的突破，将从根本上改变现行社会的运行模式。人类社会自18世纪下半页工业革命以来，社会运行的能源基础建筑在不可再生的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资源的开发利用之上，形成了以电力能源为主体的运行模式。

信息化将改变社会商品的流通方式，因此也将极大改变社会的分配方式。货币的职能需要回归到交换职能的本源上，而货币作为资本的作用，正在被人类的智力资源所替代。也就是所，在未来的经济中，货币不可能继续发挥第一位的重要作用，而必然回归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两个基本的职能。

     信息化和全球化是人类文明传播、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等等成为一种没有国界限制的因素。这会使得主权国家的概念以及国家的运行方式终将发生巨大的改变。由电子技术革命带来的全球化，第一次打破了国家的界限。使得国家界限成为一种符号意义。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存在着国家消亡的观点，在马克思的时代，主权国家对于人类的生活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但是，在全球化的国际格局中，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界限已经被信息的力量所冲破。信息是一种无国界的资源和能量，而且即时地传播给全人类。

地球上不同种族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最终是一种文明形态的竞争。也就是说，科学知识、技术发明、文化创新的竞争才是不同国家竞争的最核心的因素。

21世纪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必然呈现一种在马克思主义统领下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没有这样的文化与科技的繁荣局面的出现，便不会有中华民族的真正意义上的振兴。中华民族的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局面，迫切需要21世纪中国社会的崭新意义上的诸子百家的涌现，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和文化领域里的创造发明。

马克思主义是属于全人类的理论科学成果，这个理论科学必须在现实的政策上提供促进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的具体政策实践，才能够促成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发展。

   马克思主义的生机源自于她自身理论内核具有无限发展的动力，她所提供的思维方法能够与人类社会的任何发展阶段相契合在一起，并且为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提供依据。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广受诟病的理论体系，然而，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义受到的诟病与马克思主义本身无关，而是后来的前苏联以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诸多失误造成的。

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首先体现在姬昌在《易》中明确解释的“天下文明”的价值以及对人类社会运动的“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认知、开物成物的产业观念等等。《易》之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大致550年间，华夏民族的先贤们开创了一个文化上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包括道家、儒教、墨家、法家、农家、医家、兵家、纵横家等等的学术流派，这些学术流派不仅为当时的社会提出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而且直接服务于社会生活，创造科技成果并且引领文化的进步。对于21世纪来说，儒家不可能承担起中华民族文化繁荣的任务。不是因为儒家价值本身，而是因为儒家只是意识形态的一个流派。儒家过分强调的周礼的运用，事实上起到了束缚社会思想多样化的作用。

     习近平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指导中国社会实现全面文明升华的理论。历史上，属于黄种人的华夏民族，曾经创造过无比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但是，在公元13世纪前后，汉民族国家开始在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等方面明显地落后于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创造了系统的科学知识体系和人文价值，从13世纪以来到20世纪的大致700年时间，汉民族社会长期停滞不前，政治制度的僵化、内部的社会动荡无不羁绊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文化科技上的创造力，在20世纪，中华民族才在辛亥革命的炮火中觉醒，建立共和国、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然而，总体上，20世纪百年中国仍然属于一个没有得到成功发展的国家。直到1980年才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

习近平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需要从理论上对1950年来政治挂帅和经济中心的两个阶段做出总结并且给予正确的历史结论；另一方面需要对21世纪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以及方式方法做出具体的规划和正确的政策。要做到这两点都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

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这是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的一个理论任务。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社会建设与发展事业，在21世纪仍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在21世纪，中华民族的思想家必须为马克思主义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徐国进

                                           2017年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