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对于中华民族而言，进行一场全面、彻底的思维方法的革命，这是一项具体的文化任务，也是一场社会任务。因为，无论从社会学角度还是从文化的角度，思维方法的革命是21世纪中华民族面临的一项基础性的社会改造工作。实现思维方法的革命性升华，才能够在文化与科技的领域实现突破，并且缔造出完整的社会知识体系，从而改善和提升产业结构，以此为前提，才能够把中华民族的社会文明放置在一种全新的水平上。

截止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文字是甲骨文，然而我们已经无法把甲骨文的表达系统化，它只是一些零碎的残片而已。到姬昌时代即公元前11世纪左右，具有最先进素质的华夏民族的先贤们，已经开始尝试使用文字和书写进行表达和记录。《周易》、《诗经》、《尚书》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显然，华夏民族在公元前1000年前后，其文字形态已经得到基本的确立，并且能够使用这些文字对自身的各种社会行为进行比较系统的表达。文字被刻写在竹帛上，然后把刻撰在竹帛上的文字串联在一起而成文章，这便是春秋时期被广泛的使用的书写方式，也是华夏民族最原始的文化创造。

亚洲大陆良好的地质条件是华夏民族成为世界上最先拥有成熟的农业文明社会体系的自然基础。在漫长的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我们民族的各个不同的部落之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艰苦地劳动着，从周边的环境中艰难地获取自身生存需要的食品、衣料和居住的房屋。

我们民族的文字属于象形文字，这种文字形态与符号文字在思想表达方面具有很大的差别性，这种差别从古代中国与古代希腊流传下来的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中就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象形文字发明、书写以及与之相关的教育机制，都是中华民族思维方法的形成的基础因素。就汉语来说，表达的简约性、概括性、形象性和非逻辑化、非数字化是起思维方法的特质。因此，形象文字为基础的语言体系难以产生出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知识，科学知识的产生主要需要进行实证与逻辑推理，而形象文字造就的语言体系严重缺乏以逻辑推理为基础的思维方法。比如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对于宇宙起源的表述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这时老子对宇宙起源的概括，但却无从形成科学意义上的概念体系。二十三章中讲到风雨时——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而对于风雨形成的物理，再没有具体的物理学探讨。中医对于人体的认识方式和语言表述，最能够典型地体现一种基于象形文字的思维方法的特点。比如经络、精、气、神等等概念，只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种表达。对于历史事件的记录，同样没有具体的数据统计。比如周武王发动的牧野之战，一方说血流漂杵、一方讲兵不血刃，差距之大后世根本无法证实。即使是20世纪发生在中国大陆上的战争，也根本缺乏精确的统计。

孔子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显然，孔子本人对于姬昌在《易》中阐述的产业思想以及老子的某些观念是想通的。然而，儒家在孔子身后的传播过程中，却逐步失去了对于社会的产业领域的关注，成为一种完全的社会伦理价值。尤其是经过孟轲这个儒家的次高峰之后，到刘邦建立汉朝初年的叔孙通等儒生，把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主张彻底政治化为一种国家的礼数程序。从此之后，儒家学派完全沦落为一种只服务于统治者的工具。本来，儒家在其创始人孔丘哪里，就是一种侧重于以道德行为标准为依托的伦理性的价值，在公元前134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后，已经明确沦为一种服务于统治者的教化工具，并且自身的学术精神不断变得萎缩、迂腐和堕落。在社会的人文与科学知识进步方面完全丧失了进步的意义和作用。到20世纪初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终于有人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愤怒呼声，但是，这种简单地归咎于文化流派的观点，本身即是一种本能把握中国社会的政治权力与文化的实质关系的表现。

20世纪对于中华民族而言，可以说属于一个大破大立的世纪。然而，在破立之间，却明显地走上了极端的线路，比如，在社会制度选择上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文化领域及意识形态上左与右、经济与所有制上的私有制和公有制，等等，都表现中华民族社会在经历漫长的停滞不前和沉沦堕落后的极端幼稚、走投无路和急功近利。结果是，整个20世纪都没有能够认识和把握到人类社会生活的真正实质意义，一切正确的和符合文明的选择都无法在短时间里立足，而对于一切具有破坏力的行为也根本得不到有效的辨别和阻止，由此，使得20世纪百年成为了一个极具社会破坏性的世纪。

可以肯定的是，20世纪中国的汉语体系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巨大的进步。首先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文言文的书写方式转化为白话文，同时，实现了汉语词汇的极大丰富和发展，而且高举起民主、科学两支明确的旗帜，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价值和崇高追求。

1905年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三民主义”，是20世纪中国第一代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兼收并蓄型的理论，也是20世纪前期对中国影响至深至巨的理论，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三民主义”仍然给予中华民族许多良知的启迪。在政治理论上，孙中山先生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社会主张和革命思路，并且在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前朝统治、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在文化上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高举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20世纪初的这两个个历史性事件在实践上仅仅相隔8年。影响到整个20世纪百年的历史。

在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和文学家，都对于汉语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比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等，但是，鲁迅对于汉语也进行了无情的批判。1934年8月在《汉字和拉丁化》一文中：“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同年12月，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进而表示：“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在20世纪初中国的社会条件下，1911年10月辛亥革命建立起的共和国政体以及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起的民主、科学的旗帜，根本没有得到落实的途径与方法。在国际上，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后列宁向宣告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为辛亥革命后立足不稳并且风雨飘摇的中华民国树立了一个外在的标杆。中国国内也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于1921年7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这个政党已经成立，便完全接受来自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社会理想。

三民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20世纪百年影响中国的两大主要的意识形态。然而，在20世纪百年里，这两大意识形态既没有普遍而深刻地影响到民众的精神面貌，也没有能够真正充当引领整个中华民族社会文明事业进步的卓有成效的理论。严格说，20世纪中国在语言革命或者文化革命方面，始终处于真正的社会文明的门槛之外，几乎没有能够外进真正的社会文明的范畴之内，而进行自身的社会改造和革命。

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法是唯物辩证法，这种思维方法强调思维过程的“从一般到特殊、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步骤。在唯物辩证法中，人类的历史与现实社会首先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即一种发展变化的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种不同的力量，这些力量在社会发展中发挥不同的作用。生产方式是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主要的依据，处于不同的生产资料基础上的阶级是一种能动的社会力量。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最先进的阶级即是雇佣工人阶级（马克思也把这个阶级叫做无产阶级，除了自身拥有的劳动力之外，没有可掌握的生产资料）。马克思没有写作自己的逻辑学著作，但是，按着列宁的说法，《资本论》就是马克思的逻辑学。事实上，《资本论》就是马克思根据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框架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进行科学分析和客观揭示。

马克思主义留给我们的思维方法，仍然是中华民族必须师承的一种思维方法。经典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在思维方法的革命方面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起点和支点。 中华民族进行一场思维方法的革命，从而引领中国的语言、科技、文化革命。同时，建立起以面向自然界、探索自然界物质运动规律为重心的思维方法，也就建立起来了以真理为标准的文化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创建出超越16世纪以来源自于欧洲国家的知识体系，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从而为人类在地球上生活创建出全新的社会运行模式。

思维源自于人类对自身以及外在客观物质的感知，语言是人类精神的表现。然而，语言在其表达方面，拟或准确、拟或谬误。 文字直接起源于人类的声音，声音的系统性形成了人类成熟的语言。 文字是人类文明开始走向继承性、传播性、创新性的一个工具，也是一个内在的实质因素。科学的、逻辑型的思维方法是为中华民族奠定良好的精神面貌的支点。在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从改革自身生命的核心素质——思维方法——开始。思维方法的革命性升华，是达到思维的逻辑性、准确性与数据性，从而实现理论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真理化。

在21世纪，中华民族需要把关注点集中在自然界的物质运动规律上，把社会的关注点放置在产业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上，由此，中华民族成长为一个具有强大的科学真理精神的民族。

21世纪中华民族的根本社会使命是，面向自然界，以探索、认识、开发和利用自然界物质服务于社会为目的，从而按着最适应于人类幸福需要的标准组建自身的社会机制。因此，在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致力于创建全新的社会自然科学与人文价值两大知识体系，在自然科学方面，把生命科学、能源科学、空间科学三大领域的发现和突破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和方向，在产业方面，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健康与良好的人性需求、创建具有活力的产业分工机制；在人文价值方面，树立起以文明为核心概念的价值体系；在制度方面，设计和确立以公平为基础的制度体系。

思维方法的革命性转变与实质性升华——这是中华民族缔造出崭新社会文明的精神之根。

总之， 21世纪中华民族迫切需要进行思维方法的革命与升华。

徐国进

2018年4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