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齐守印先生巨著《公共经济理论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一、标志着中国公共经济学新体系的形成

二、改革开放是这部著作的时代背景

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发展与具体运用

四、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

五、为21世纪中国提供崭新的经济学与国家治理观

经济学著作是与时代生活结合最紧密的著作。回顾历史，在人类经济思想的发展进程中，首次出版于1776年的《国富论》（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用了近十年时间创作的经济学著作。这部伟大著作诞生于英国蓬勃兴起的工业革命初期，同时，她出版的时间也正和美国建国在同一年。1867年出版《资本论》（全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是卡尔·马克思创作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此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在欧洲完成了“原始积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个新高度，资本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各个环节已经走向了成熟阶段。

《国富论》从研究“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原因及劳动产物在不同阶层中分配的自然秩序”，以及“分工”与“分工的根源”开始。而《资本论》则是从研究“商品”开始，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从而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全过程及其实质。

中国自198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有史以来经济发展速度最快、产业分工演进最剧烈、科技成果运用最广泛、从而使产业规模跃升幅度最大的时代。这样的伟大时代伴随着公共经济体制机制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为产生杰出的经济学著作提供了最丰富的现实素材，也必然产生杰出的经济学著作。经过齐守印先生20多年基于自主探索地方财政改革实践与持续深化的理论研究，《公共经济理论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终于面世。这部由上下两卷、14篇、40章构成，总篇幅长达126万字的经济学巨著出版，可以说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标志着中国公共经济学新体系的形成

从学术研究发展与思想理论演进的角度看，《公共经济理论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出版，标志了中国公共经济学新体系的形成与成熟。

在包括经济学的所有人文学科中，一种崭新的学科体系的形成，都需要一系列完整的概念以及概念体系之下的逻辑论证环节。在《公共经济理论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以经过改造扩展的广义“公共物品”和重新总结提炼的“公共经济”为基础概念，展开了全面而系统的逻辑论证。作者在对“公共物品”“公共经济”概念进行一系列分析阐释后，把“公共经济”概念的内涵归结为：“社会成员为满足其公共需求、实现公共利益而委托和授权社会公共机构代为筹集经济资源，并在特定生产关系之下组织生产要素进行公共物品再生产的活动”。在其中，揭示了“公共经济”所包含的三大构成要素：（1）公共经济的终极主体和受托主体，即社会成员和公共机构，二者之间存在着基础性和衍生性的复杂生产关系。（2）公共经济的客体或对象，即用以满足社会成员公共需求、承载社会成员公共利益，并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属性的公共物品。（3）公共经济赖以维持运行的物质基础，即公共经济资源，在公共经济再生产过程中表现为公共物品的生产要素及其构成的生产力。在创造性地阐明“公共物品”和“公共经济”这两个基石般的核心范畴基础上，继而系统阐述了如下与“公共经济”有着密切关联的一系列概念：公共经济再生产——公共经济生产方式——公共财务——公共资产—公共经济体制—公共经济政策—公共经济管理—公共经济监督，循着从抽象到具体、从分析到综合的逻辑顺序，逐步将公共经济再生产各环节和各侧面以理论形式再现出来。

如此的逻辑推演和阐释过程，完全摆脱和超越了主流公共经济学以财政运行过程和财政范畴体系为理论主线的整体架构。与此同时，整个理论分析所关注和观照的主要对象从欧美转向中国，着眼于破解现代中国公共经济实践所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提出对策思路和政策建议。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既深刻植根于中国社会实际、同时又兼顾世界一般的崭新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

齐守印先生在作为该书开篇的“导论”部分，将这项研究成果的主要创新点简要地归纳为五个方面。我认为，其中最主要的两点在于：一是创建了独立的公共经济学的概念范畴体系；二是实现了公共经济理论的系统化。也就是齐守印先生所说的：“实现相对于公共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学科独立化”和“努力提升公共经济理论研究的高度、广度、深度和系统性”。

据此而论，这部著作一方面从学术层面使中国公共经济学研究登上了一个崭新的高峰，为之后的公共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宽阔的平台和很高的起点；另一方面，由于她基于公共经济学视角，以中国公共经济现实运行为主要背景，提出了一系列优化国家治理体制机制的理论思路和基本对策，为21世纪中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提供了较为系统的、实用性的经济理论工具。

二、改革开放是这部著作的时代背景

源自198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是全部中国历史中最伟大的时期之一，仅有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和“贞元”至“开元”的大唐盛世可以与之相媲美。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因此，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理应诞生出属于中国的独特的经济学理论。毫无疑问，《公共经济理论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一部杰出的经济学著作。由此可以说，现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乃是这部著作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肥沃土壤。

齐守印先生立志撰写这部著作起始于2000年，到2020年末将这部书稿提交出版社，专注公共经济理论创新研究延续了长达20多年。在他说到写作本书的缘起时，较为详细地写道：“在2000年研究写作博士学位论文过程中，我逐渐发现中外各种版本的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普遍存在一些明显弊端，由此在心中暗自生起了一个通过对公共经济理论体系加以系统化改造创新、重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的学术研究目标，并在2002年出版的《中国公共经济体制改革与公共经济学论纲》一书第十八章（“借鉴西方理论创建中国社会主义公共经济学”）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方案设想。但是，因为那时我正在财政实务部门担负着领导工作，随后又成为部门“一把手”，除了日常财政管理工作任务之外，我们还以率先探索构建现代财政体系为目标，主动研究谋划和组织推进财政体制与管理改革，工作压力异常繁重，尽管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用理论研究成果指导改革与管理实践、通过实践检验并深化理论研究，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互动共进，但却不可能腾出时间、静下心来、集中精力埋头研究写作需要通过系统性创新才能完成的大部头理论著作。”

198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把全体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面貌彻底翻新，同时也使中国整个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治理体制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齐守印先生自1976年留校任教以来就是一位勤于学习、善于独立思考的经济学者，40余年来研究成果颇丰，1986年因成果突出而破格获评高级经济师，5年后转评研究员，1989年就被河北省委、省政府授予河北省优秀知识分子称号，1994、1995年相继被评为河北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河北省首届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1978年至今，相继围绕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这两大时代主题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财贸经济》《财政研究》《中国财政》《管理世界》《理论前沿》《当代经济管理》《中国财经报》《学习时报》等重要报刊发表了300余篇学术理论和工作研究性文章，仅见于中国知网的即达200余篇；自1989年起，相继在人民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新华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等处出版经济类专著十数部。这些论著中的很多学术观点被《新华文摘》《经济学文摘》《经济改革文摘》《文摘报》和《中国财政理论前沿》等摘转，20余篇重要论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1989年起，《财经改革理论与目标模式探索》《中国公共经济体制改革与公共经济学论纲》《构建现代公共财政体系：整体构架、主要任务和实现路径》等十余项学术作品荣获省部级优秀研究成果二等奖、一等奖直至省长特别奖。与此同时，自1994年转任河北省财政厅预算处处长起开始进入公共经济资源运行核心环节，1995年晋升副厅长，2003年1月至2012年1月进而作为“一把”主持河北省财政工作，自主探索推进了一系列领先全国的地方财政体制机制改革持续，以致河北省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全国性重要财经媒体誉为“财政改革大省”；在财政部科研所主持完成的《地方公共财政管理实践评价——中国：财政管理科学化精细化研究报告（2010）》中，河北省评价得分荣登榜首，并作为唯一一个综合性典型案例加以重点介绍。在此期间，他曾兼任两届河北省人大代表，一届省政协常委和一届省委委员，2007年被推选为代表出席中共十七大。彻底退出党政领导岗位以后，他又通过国家银监会考试受聘担任中国投资公司派驻中国建设银行集团公司的股权董事，尔后担任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兼《预算管理与会计》杂志主编，兼任河北省人大财经委顾问专家，并且多年以来相继受聘兼任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多所著名教学科研机构的学术职务等。这样一种经济教学科研和财经管理实践兼而有之的人生经历，使得他能够把公共经济学理论与公共经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思考、探索和研究，成为他在中国公共经济理论领域实现系统性、深层次创新研究的难得优越条件。

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发展与具体运用

齐守印先生深入和全面的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思维方法。我们通过阅读 《公共经济理论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书，能够感受到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的思想理论有着深刻而全面的认识。这部著作本身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具体运用。

《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精力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机理、揭示经济运行规律的思想理论结晶。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在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关系达到了成熟的地步，产业分工的结果使得社会主要的分化为工人和资产家两大主要阶级，工人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与资本家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存在着尖锐和明显的对立。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马克思致力于使工人阶级求得经济和政治解放而研究著述，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成为世界工人阶级的“圣经”。

中国自近代以来，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社会发展过程，与欧洲国家表现的完全不同。在产业分工方面，直到现在，其劳动力结构尚未完全改变以农村劳动力占全部劳动人口大多数的格局。1990年代，中国的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虽然超过了第二产业，但是，我国的劳动力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我认为，中国社会的劳动力的结构和产业构成上的特殊性，迫切需要一种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具有中国特征的经济学体系。而齐守印先生领衔并主笔著成的《公共经济理论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正是符合中国社会特征的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个体系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行公共经济理论研究的优秀结果，也深深植根于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是符合中国经济特征的公共经济学理论。

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体现在诸多层面。一是运用科学抽象法，将主流公共经济学所概括的多种政府职能抽象为由具象和抽象、有形和无形诸多种类构成的广义公共物品；把马克思关于商品二重性的论述运用于公共物品分析，运用历史唯物论基本原理揭示公共物品基于满足人类社会公共需要、实现公共利益，由此构建起内涵丰富的广义公共物品理论，从而为整个理论体系奠定了厚重的基石。二是运用马克思的经济学范式，创造了公共经济再生产理论、生产方式理论和公共经济规律理论，改造形成了新的公共经济体制、公共经济政策和公共经济管理理论。三是站在人民大众立场上，将人民视为公共经济的终极主体，将社会公共机构视为公共经济的受托代理主体，把人民当家做主视为公共经济生产关系的本原属性，相应把将违反民主治理原则的公共经济体制视为公共经济生产关系的异化形态，进而运用历史辩证法揭示了公共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四是依据对立统一的矛盾法则，循序分析阐述公共经济生产方式与民间经济生产方式、公共经济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公共经济生产关系内部对立着的各侧面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以及公共经济特有矛盾，进而依据这种矛盾分析提出了一整套优化公共经济体制的思路和对策。五是运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依据大量历史资料，探索创建了第一部中外公共经济文明史。在《公共经济理论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第十三篇中，作者以经过创新改造的公共经济学视角，不仅详细回顾了域外数千年来公共经济实践和思想理论发展史，更为系统地分析了包括自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和有较详细文字记载的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公共经济实践发展历程和相关理论观点的源流演进，特别是着重分析阐述了中国各个世代公共经济治理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以历史事实进一步验证和阐明了公共经济运行发展规律、最终趋势。显然，对于中国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深刻认知，是作者创建崭新的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的支撑。六是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以第38章、近4万字的篇幅，系统梳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公共经济思想理论观点，并将其运用于对诸多公共经济现象的分析，其中包括运用马克思关于第二中含义的社会劳动时间概念阐述西方公共经济学最为得意的公共物品最佳提供条件，等等。

与此同时，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品格，因此，在本书中除了将自毛泽东到习近平等中共领袖依据中国实践创造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运用于公共经济问题分析和理论阐述，还运用现代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原理分析公共经济内在构成机理并构建理论体系。在第三章关于公共经济机理、功能的分析中，将公共经济比作一个以公共物品为基本细胞的有机体，把它的各个静态分支体系视为整个公共经济体中分别执行某种功能的重要器官，其中：依托公共物品代理提供主体的组织协调体系是其承载能量的躯干肢体系统，作为公共经济生产关系外化形式的体制规则体系是其构架形体的骨骼筋络系统，作为引导和控制公共经济活动方向的政策和计划体系是其支配行为的神经支配系统，作为筹措、配置和监管公共经济资源的财务融资体系是营卫其整个肌体的血液循环系统，作为防范运行风险和执行偏差的监视督查体系是对整个肌体发挥免疫维护功能的淋巴系统，众多具体公共物品生产部门是其各种形态细胞的具体制造和更新系统，而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就是公共经济成长发育过程。对公共经济内在结构关系所作的这种崭新解析，无疑为全书的整体逻辑架构打下了伏笔。

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发展和运用，必须坚实地站在中国社会基础上，对于中国的具体问题做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这部著作通篇体现和贯彻了这一方向，致力于为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理论服务，紧紧围绕中国公共经济暨国家治理问题展开分析论述，总结概括中外公共经济实践经验和思想理论精华以为中国优化国家治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借鉴。从这个意义上，《公共经济理论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书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指导下，结合当代中国各种现实经济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一部创造性公共经济学巨著。因此，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教授在致这项成果发布会的贺信中所言：“这部著作的出版发行，必将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设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显然，《公共经济理论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书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不仅扩展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范畴，也为解决一系列现实经济问题提供了具体思路。

四、公共经济学理论体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

对于中国来说，国家与国家治理问题，历来都是一个迫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的大问题。站在21世纪的今天瞻望未来，我们仍然可以说：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问题，将是贯穿21世纪中国的一个关键性的课题。毋庸置疑，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世界大国，自古至今也都高度重视国家治理，有关国家治理的文献浩如烟海，例如《周礼》、《六韬》、《商君书》、《韩非子》、《管子》、《荀子》，以及贾谊的《过秦论》和《陈政事书》、刘向的《说苑》、魏征的《群书治要》、吴兢的《贞观之要》、王安石的《上仁皇帝言事书》和《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毕沅的《续资治通鉴》、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等等。这些古代著作直接或间接地阐述了各种各样的国家治理之道，其中包含着公共经济思想理论，但都没有从经济学角度分析阐述国家治理问题。

国家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和关于苏维埃政权建设的论述，在从批判角度阐述国家本质、国家职能和国家消亡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阐述过未来社会的公共事务治理，其中蕴含着大量公共经济思想理论观点，但没有直接从经济学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这就使得，我们不仅历史上、而且现实中在国家治理理论方面偏重于政治科学，相对缺乏中国特色经济科学理论的指导。这种情况，局限了我国国家治理实践的理论视野，不能不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进程。

齐守印先生自2001年起一直将公共经济看作经济学视角下的国家治理，将各种公共物品视为实现国家治理目标的工具，进而将科学的公共经济学视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联系最为紧密的一门学问。在本书“导论”的第二章中，齐守印先生写道：“我们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指在公共治理理论与理念、制度与机制、方式与方法、能力与水平等方面进入当今世界先进行列，其主要特征是在国家治理中较高水平地实现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和高效化”；由于主流公共经济学存在着诸多主要缺陷，不适合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需要，因此亟待通过对其进行系统性、根本性的改造和创新；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的迫切需要为公共经济理论系统创新提供了现实机缘”，另一方面，构建科学的公共经济学体系可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最可靠的理论支撑；本书研究写作的根本目的就是构建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

作为20年来公共经济学研究成果的《公共经济理论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书，自始至终贯穿着对“国家治理”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和阐述，通过对主流公共经济学进行的改造创新，大大提升了公共经济理论体系科学化水平；尤其是在实务研究方面，不仅涉及了作为国家治理基础和主要支柱的财政，而且分析研究了国家治理体制机制的方方面面。有鉴于此，我们完全可以把这部著作视为一部关于优化国家治理体制机制的实务经济学的奠基之作。本书之所以有着这样的特点和优势，与齐守印先生长期担任政府财政部门的领导职务并以省委委员、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等身份参与更高层次的决策过程密切相关。因为他所进行的公共经济理论创新研究直接基于身在其中的公共经济管理与改革实践，所以，使他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色彩，不是停留在纯学理层面，而是注重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有的放矢地破解国家治理体制机制问题。“实践出真知”，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在这部著作中从始至终都有着最显著的体现。

五、为21世纪中国提供崭新的经济学与国家治理观

在《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政治国家逐步走向消亡，公共事务治理将完全服从于社会公共需要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社会公共事务也不再作为一种固定的职业分工由一部分人专职承担，而是由社会成员轮流地完成。到达这种理想社会，自然需要经历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

21世纪注定是华夏民族创建崭新社会文明形态的世纪。按照内在逻辑，创建崭新的社会文明形态只有在优良的国家治理之下才能实现，而实现国家良治又须臾离不开相应的经济学和国家治理观的指引。公共经济学本质上既是以国家治理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也是形成正确的国家治理观的重要认知基础。因而，公共经济学的科学化及其实际运用，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国创建崭新社会文明形态的进程和成效。由此看来，不断推进公共经济理论创新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乃是中国新时代实现社会文明形态逐步跃升的一项充分必要条件。由齐守印先生领衔和主笔完成的《公共经济理论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这部著作，按照科学原则构建起一整套全新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使我国公共经济学研究水平实现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性质巨大飞跃，无疑在客观上为21世纪中国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创建崭新的社会文明形态提供了一种可资参考的经济学。

细读《公共经济理论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一书不难发现，它以经济学视角分析阐述的国家治理之道遍及体制、政策、资源运作、资产配置、政府规制、管理监督、国际事务、运行发展规律等所有方面。在这些分析论述中，渗透着或体现出一系列科学的国家治理观，概括起来，主要是切实坚持科学理性原则、遵循客观规律，发扬民主、尊重民意、集中民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具体而言，在优化公共经济体制方面，强调责任为本、依责赋权的构建原则，以纵贯上下、覆盖全员、激励相容的公共经济责任体系为基础，合理赋权，完善监督，有据问责，杜绝公共权力滥用；在公共经济政策方面，以完善决策责任机制、提升公职人员素质为基础，全方位提升公共经济政策的理性程度；在公共经济管理方面，强调以覆盖各部门、各层级和所有公职人员的绩效管理为核心；在遵循规律方面，不仅要按公共经济规律办事，而且要全面依从自然、技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的客观规律，如此等等。

同其他各国一样，我国的社会经济也是由民间经济和公共经济两大部分构成的混合经济体，其中，民间经济是基础，公共经济为主导。因此，公共经济暨国家治理的科学性、绩效度高低决定着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进度和效果，而公共经济暨国家治理水平的提高则仰赖于公共经济理论在不断创新中实现科学化。从这个特定角度和逻辑关系考察，齐守印先生领衔并主笔完成的《公共经济理论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连同纯属于他个人作品的《新公共经济学要论》著成出版，就显得更加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实践的需要，使得经济学和法学逐步成为人文学科中的两大“显学”。仅就经济领域而言，经济学家始终充当了推动改革开放的一支重要力量，既为经济改革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又为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和方案。比如，杜润生先生之于“农业生产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推广实施，厉以宁先生之于企业股份制改革的贡献，吴敬琏先生之于市场化改革的促进作用，等等。这些经济学家通过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经济学，也导引和助推了改革、开放和发展的社会实践。与此类似，齐守印先生既是我国财经领域一位颇有声望的重要学者，也是河北省财政部门的一位管理专家、改革设计师和实际推动者，并以财政改革率先探索者享誉省内外。现在，他通过《公共经济理论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这部著作，把公共经济学与国家治理最紧密地结合起来，既开创出了公共经济理论的一个新体系和新学派，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提供了一系列可资参考的理论思路和对策建议。鉴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已成为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而公共经济学科学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之间又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无论现实需要的角度，还是着眼于国家未来考量，齐守印先生旨在实现理论体系科学化和中国化的这部公共经济学巨著，都是一项具有高度理论创新价值和重大实践意义的学术研究成果。

一切美丽的理论之花都深深之根于现实社会的土壤中。齐守印先生长期从事财政管理并担任厅级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常委、省委委员等职务，为他将公共经济与国家治理二者有机而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思考，提供了坚实而深厚的实践基础。换言之，丰富的政府与财政工作经验，是齐守印先生在经济学研究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的源泉。与此同时，他在高校学习任教、读硕读博和从事专职科研工作期间，通过长期刻苦认真钻研不断积累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历史学功底，孜孜不倦的求知精神和严谨扎实的治学风格，忧国忧民的士君子情怀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也是他能够完成如此艰巨而重大的理论创新工程所不可或缺的素质条件。

评论一部经济学著作，要比做文学评论更难些，因为评价经济学著作需要严谨的逻辑思维，而文学评论却可以天马行空般的运用主观想象。如果过多的引用原著会使得评论显得呆板，而过多的主观论断又极可能使得评论背离原著的真实含义。

总之，在我看来，齐守印先生的《公共经济理论创新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是21世纪中国公共经济学和国家治理问题研究的奠基型、开创型和集大成之作，其学术和实践价值可谓非同寻常。

徐国进

2022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