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必将是人类开始从根本上改变社会运行模式的世纪，首先是人类社会的能源结构将会发生重大改变，其次是社会的政治制度将会发生巨大革新。可以预计，人类会在主要的科学领域——生命科学、能源科学和空间科学三大领域里取代突破性的发现，这些发现一旦实现产业化，必将从根本上引发社会运行的能源基础和制度框架的改变。我们知道，目前人类社会运行的制度（尤其是欧美各国）是在18世纪下半页英国工业革命后设计并且确立起来的，工业革命经历了大致200年后，到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达到了成熟的顶点，美国开始了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从而引领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并且实现了信息化和全球化。这是20世纪人类社会取得的最伟大的社会成果，因此，工业革命发端于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而成熟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21世纪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必然是信息化的大发展和极速成熟的过程，信息经济发端于美国，而信息经济究竟将在哪个国家最先达到顶峰，这仍然是一个现在无法做出准确判断的问题。不过，21世纪中国必将充当世界经济潮流中百舸争流的重要的一支，中国理当在产业技术革新的方面对全人类做出自己的独立的贡献。

全球化的纵深发展与科技型经济形态的加速成熟，这是21世纪人类社会的核心的社会潮流。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亚非拉各个民族国家的殖民地独立浪潮、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美国以电子科技为先导的科技革命引发了信息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这些都是直接影响到20世纪世界格局的大事件。

可以肯定，21世纪将仍然是在美国为主导力量的世纪。人类进入21世纪以来，一系列直接影响人类21世纪命运的大事件都发生在美国，201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导致美国直接发动了反恐战争，2007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金融危机，至今世界经济仍然在其阴影之下。

对于美国，事实上，在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美国经历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2001年9也30日，小布什政府在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就提出了以建立单极世界为目标，以关注亚洲特别是动亚沿海地区为重点,以保卫本土，震慑前沿和打赢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为方针，以调整全球军事布局和发展新威慑为手段,以部队转型和国防改革为中心的新军事战略调整构想。经历了奥巴马时代，美国在2016年特朗普继任总统后，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信念指导下，以比前任更加强势的姿态回归国际事务中。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直接主导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利比亚战争。这些战争对于美国和世界都是局部性的，因此， 对于美国来说，这些战争具有战役性的意义。当然，这些军事行动也是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延伸。目前，美国的特朗普政权正在着手解决朝鲜核武的问题，同时，伊朗核武也终将在美国的主导下得到解决。

在奥巴马时代的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初步形成对于中国的认识和态度，即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是达了全球经济的顺风车。2013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在一次接受专访时，便指出——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一直飞速发展事实上是搭了世界的便车。之后，鉴于奥巴马的这番话语，习近平主席在一些国际场合的演讲中，明确指出——欢迎周边国家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便车”。

美国在政治上的成熟性即表现在内政的连续性又表现在外交的连续性，美国政策可能因4年一届的总统大选而发生调整，但是，在内政与外交方面的实质上的连续性特点不会中断。在这点，与中国几乎完全不同，中国的内政与外交，往往因为领导者的改变而发生中断性的改变。在2013年的南海争端中，中国在国际法庭败诉，这是对中国极其不良的国际关系事件。

在未来50年中，美国必将保持和拥有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实力。中国在海军、空军等另个主要的兵种方面，不可能在短期内超越美国。南中国海和台湾地区是中国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两大现实问题。 中国大陆需要充分考虑到台湾、港澳地区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在未来的一个时期里会呈现加强的态势，尤其是在政治和文化的领域。

中国大陆社会在经历40年改革开放时期后，已经基本具备现代商业文明体系的雏形。然而，从整体上说，中国的产业技术水平以及产业供应链条还处于极其脆弱的状态，而且，在许多先端科技产品上过度依赖于外国进口，这更加剧了中国制造的脆弱性。

对于中国来说，在经历了19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之后，可以说，21世纪中国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成功的国家的社会条件，这些条件包括：1、较为健全的国民经济体系；2、政治要素以及政治运行的稳定性；3、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有效转型。当然，中国仍然属于在产业结构与社会经济基础方面没有得到长足发展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基础依然极其脆弱，而且，政治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幼稚性与不确定的各种要素，并且，一旦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不稳定因素爆发，那么，一场剧烈的政治变革将会不可避免。但是，严重的问题在于，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内部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形成一股良好的民主力量，这一点从毛泽东时代的四五运动到1989年的六四学运都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在政治上的成熟度，是保证21世纪国家发展成功的基本条件。中国需要设计出并且确立起一种既不同于现行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也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的崭新的、超越型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既能够继承中国传统的文官精英行政的优势，也要借鉴欧美国家公权力的合理分工制衡的机制。因此，21世纪中国在政治上面临着一项设计崭新的政治制度的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完全的好，就能够为21世纪中国的发展与进步以及中华民族更长远的美好未来奠定可靠的基础。“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制度的设计，必须在21世纪30年代之前完全。

在21世纪30—50年代，中国仍然必须以自强不息、眼睛向内的进行产业经济发展和内部制度调整，外交工作主要是谋求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与美国、欧盟建立良好的经贸合作联系。 中国保证自身的社会的政治安定与经济形态的平稳发展，事实上，这是中国最大的责任。中国注定需要在政治制度上做出一系列的实质性变革和调整，才能够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预计，到21世纪下半页，海外移民必将成为有益于中国发展的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

中国在亚洲的一项重要的责任，是把亚洲引向一个团结的大洲，做到这一点，中国首先需要具备文化上的吸引力，必须认识到，日本是亚洲最优秀的一个国家，最然在20世纪的1931年起，日本便开始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并且试图占领整个中国，以建立所谓的东亚共荣圈。印度在未来将是中国面对的最大的竞争国，印度摆脱殖民地的时间不长，但是具有语言的优势即英语优势，印度的政治制度与中国有着巨大的差别，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下，都致力于发挥优势推动自己国家的社会发展与进步，究竟哪种政治制度更具有优势，这在不远的未来便会显现出来。

在人类21世纪社会的跑道上，中国必须是一个与美国并行不悖的参赛者，美国将继续扮演领跑者的角色，中国应当紧跟其后，只有如此才能够找到超越的时机。

20世纪中华民族经历了社会内部一系列的暴力革命、军事战争和政治运动，最终在1980年代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之路，并且在生机勃勃的改革开放浪潮中跨入21世纪。改革开放时期犹如一道富丽堂皇的桥梁，飞架在中国的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把中国的20世纪与21世纪贯通在一起。在21世纪，中华民族必须站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基础上奋力向前，才有可能赢得一个美好的未来。

在21世纪，中国从心理和观念上，必须要摆脱面对西方国家的根深蒂固的“赶超”意识，事实上，世界各国具有不同的历史，各个不同民族走过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但是，人类文明的实质是一致的和相同的。人类在步入全球化的时代后，需要共同认识到：不同国家必须自觉的共同遵守人类的文明价值，并且在自身社会发展基础上，去致力于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创造。中国在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后，逐步形成一种极其顽固的赶超西方国家的固有观念，这种观念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期。现在，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华民族，需要彻底摆脱面对西方国家时的赶超意识和自卑心理，由此，以中华民族的崭新的文明姿态，不遗余力地创新21世纪的社会文明。

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命运的最巨大也最明显的转折点。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整个社会需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中走脱出来，中国面临着一场社会文明的整体性、综合性、全面性的升华，而创造社会文明的全面升华的局面，是全体中国社会成员的责任，当然，政治家的责任最为重大，中国迫切需要形成以科技知识分子为主力的崭新的劳动者。

总之，中华民族必须具备走好21世纪的正确智慧。

徐国进

2018年5月29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