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马克思写于1853年5月31日前后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大致说明了鸦片战争及其影响——“在1830年以前，中国人在对外贸易上经常是出超，白银不断地从印度、英国和美国向中国输出。可是从1833年，特别是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因此皇帝下诏严禁鸦片贸易，结果引起了比他的诎书更有力的反抗。除了这些直接的经济后果之外，和私贩鸦片有关的行贿受贿完全腐蚀了中国南方各省的国家官吏。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可是，那些靠纵容私贩鸦片发了大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广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存在这种情况的地方，主要正是首先起义的南方各省。所以几乎不言而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统治权。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可是现在，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题，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这个问题是不难解答的。”“我们时常提请读者注意英国的工业自1850年以来空前发展的情况。在最惊人的繁荣当中，就已不难看出日益迫近的工业危机的明显征兆。尽管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发现，尽管人口大量地、史无前例地外流，但是，如果不发生什么意外事情的话，到一定的时候，市场的扩大仍然会赶不上英国工业的增长，而这种不相适应的情况也将像过去一样，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危机。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英国需要开辟新市场或扩大旧市场，这是英国降低茶叶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英国预期，随着茶叶进口量的增加，向中国输出的工业品也一定增加。”

从历史的角度看，鸦片战争是明朝海禁的直接结果。清朝初期延续了明朝的禁海政策。明朝实行海禁政策大致200年，到隆庆元年的1567年，福建巡抚涂泽民请开海禁，实施“船引”制度获准，但明政府只开放福建漳州的月港一处通商口岸。清初，为了削弱郑成功等抗清力量也实行海禁。

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即1683年郑成功投降，清军占领台湾。1684年清朝才正式开海，准许百姓对外贸易，并分别设立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作为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的机构。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以海防重地规范外商活动为理由，谕指只能将广州作为指定通商口岸，不得再赴浙江等地。

满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大清在对大英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双方代表在南京静海寺谈判并在泊于南京下关江面的英军旗舰汗华囇号上签署《南京条约》，以确切文件达成开放通商，并且清朝割让香港岛给予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其它部分内容包括——大清和大英停战并缔结永久和平及对等关系。清政府向英方开放沿海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进行贸易通商。清政府将香港岛割让予大英治理。清政府向大英共赔偿二千一百万银圆，同时废除须经公行进行贸易的制度。两国各自释放对方军民。英军撤出南京、定海等处江面和岛屿。两国共同订立进出口关税。等等。

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导致袁世凯精心培养起来的北洋水军全军覆没。1895年4月1日开始进行议和谈判，日方在议和谈判第一轮中提出《日清讲和条约》草案，主要要求包含：确认朝鲜独立；向日本赔偿军费库平银三亿两；向日本永久割让台湾岛、澎湖群岛与台澎附属各岛屿，以及北纬41度线以南的辽东半岛；向日本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顺天、湘潭和梧州七处通商口岸；长江、西江、吴淞江及运河等内河航行权范围；日本驻军地点及所需军费。这便是i《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从那时起，日本一直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到1945年二战结束，历时50年之久。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起因是清政府慈禧太后试图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抗击洋人，并且直接杀害了一些在华的外国人。八国联军进北京的结果是签署《辛丑条约》，《辛丑条约》亦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是大清与英国、美国、日本、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十一国在义和团运动结束、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一个协定。条约签定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9月7日（辛丑年七月二十五日）。

主要内容包括——第四款，在动乱时期被损坏或污渎的外国坟墓由各国使馆重新恢复，中国为北京附近的每处坟墓付款一万两银，为外省的每处付五千两银。第五款，中国禁止进口军火两年。第六款，中国共付各国赔偿金四亿五千万两银，分三十九年付清，每年利息为四厘，由中国的关税和盐税来偿付。

中英鸦片战争和内部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一系列外部力量的直接打击，是导致清王朝灭亡的两大直接原因。在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71年后的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终结了以家族为核心的皇权专制政体。

在20世纪，中国面对的外国侵略来自日本。即1937—1945年中日战争。在中国进行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国内一直存在着两支政党力量——国民党和共产党。而且都拥有属于自己政党的武装军队。并且，美国直接支持民国政府抵御日本的侵略，共产党则接受来自前苏联的援助。日本侵华是中国共产党能够赢得国内战争（1946—1949年国共内战）的直接外因。国共内战的结果，是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退守台湾，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领袖在北京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起，中国至今一直存在着两个不同的国号。

在中国大陆，1969年“文革”期间与前苏联进行了“珍宝岛战役”。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因黑龙江流域的珍宝岛的归属问题于1969年3月间在岛上发生的武装冲突。事件致使中苏关系更加恶化。珍宝岛一役后，苏联高层曾多次商讨要对中国进行报复，并明确发出先发制人和核打击的威胁，中方作出相应舆论回击。苏联更是从周边围堵和威胁中国。这使得珍宝岛事件成为继古巴导弹危机后冷战期间又一次爆发全面核战争的重大危机。

中国与前苏联关系的彻底恶化，导致中国在1971年中国与美国建交。

1978—1986年中越战争，是距离现在最近的一场较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它是指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期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之间的战争。广义上是指1979年到1989年近十年间的中越边境冲突。中国多称这场战争为对越自卫反击战，部分资料称南疆战争、南疆保卫战或惩越战争。

中越双方的陆地疆界长达1300公里。1885年前，中越属于宗藩关系，并未划定准确的陆地边境线，仅以地理习惯划分管辖区域。1930—1933年中法战争后中国将越南的宗主权转于法国，这使中越陆地边境线必须明确化。在随后中法陆地划界中部分战前属于越南管辖的区域被归入中国，这成为中越两国陆地领土纠纷的源头。

在中越战争结束后，中国大陆开始一场全局性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自1980年至2012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没有发生过对外战争。同时，以海峡对岸的台湾岛的关系处于和平的状态，并且在经济上极其密切。

西方还从来没有把改变和帮助中国设计的政治制度视为自身的一种责任。这是1840年之后中英鸦片战争至20世纪的百年的实际情况。

1840年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训在于，社会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制度如果不能够与世界主流国家河流，那么，自身社会的发展就不具备一种永固的基础，也不可能持续的发展与进步，同时，与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只能是一种阶段性和暂时性的现象。中国“官本位”的顽固不化以及统治思维的愚昧无知，至今仍然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和克服。中国的矛盾从来都是“官民”之间的对立。

1840年被英国的坚船利炮惊醒的中国官僚层，其思路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只是认识到洋人的武器的厉害和器物的优越，绝对没有认识到西方的政治制度以及文化的先进性，但是，却在一种极端自大的心态中凭添了一种自卑的心理。在1840年之后，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便成为中国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一种固定的思维，同时，直到现在，仍然拒绝、抵制和批判西方的政治制度以及价值观念。

中国在1840年以来的对外战争中，从来没有汲取真正的教训，战争之后的社会一再沉沦和堕落，在战争之后，对于社会文明的发展力和创造力从来没有真正的迸发出来。战争本身只是位千疮百孔的古老民族凭添新的伤痛和苦难。

中国不仅在近代以来，远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起，我们的社会经历了无数种类的社会人道灾难和内部战乱，然而，我们的社会却从来没有在经历大灾难之后，而发生过一场社会政治和人文价值上的革命性升华。总是在灾难之后一切有恢复往常，一切照旧。

全球化之后的今天，战争因素却再次摆在世人的面前。起自1980年代的全球化态势，在美国的一系列“回归”政策的推动下被终结。

从目前的国际形势判断，在人类经历了起自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之后，战争很可能在近期内降临人间。因此，说明一下战争的实质与结果问题，就成为一个具体的理论问题。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亚洲大陆上个民族之间的战争，截止20世纪，基本上属于冷兵器的战争。一方面，皆是依靠军队人数的众寡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主要因素；另一方面，战争的方式和性质是与亚洲的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从公元前12世纪商周之间的部落战争，到20世纪国民党和共产党主导的政党之间的内战，一方面，都没有能够引导众寡社会发生实质性的产业革命；另一方面，都是为了争取国家政权。然而，国家政权的实质却从来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现代战争的所有武器，从枪弹到航母，都是首先由西方国家制造出来的。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第一次和1937—1945年第二次。自从人类在地球上生存起，战争便是一直伴随人类社会的一件残酷而又无可避免的事件。显然，以人类社会现有的文明程度而言，在21世纪，人类仍然无法杜绝战争的发生，甚至于，还有可能爆发最大规模并且带来最大破坏的战争。

人类在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创建了避免战争的联合国体系。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联合国体系在化解各种国际事务尤其是避免战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弱化。从刚刚结束的联合国地75届会议的情况看，联合国常务理事国之间的分裂以及对于“新冠肺炎”瘟疫的态度出现不可调和的冲突。严重的矛盾和对抗发生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而且，中美两国在亚洲南海、台湾等问题上的分歧，已经存在爆发战争的现实性。

在2020年，由于2019年末发生的“新冠肺炎”瘟疫的全球蔓延，导致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极其恶化，而且在台海、南中国海等区域处于频临战争爆发的危险之中。

21世纪的人类各国之间的战争，将与过去数千年以来人类经历的战争形态完全不同，因为进行战争的武器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革。传统意义上的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已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战争将以信息技术支配下的空战、海战以及结合破坏敌方指挥系统的斩首行动为主要方式展开，参与战争的士兵数量会比以往的战争更少，而且，士兵人数的多寡不再是对于战争胜败起关键作用的因素。

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但是，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经不起一场全面战争打击的国家。可以肯定，在未来的30—50年里，中国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起核心的使命是解决自身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创新与繁荣的问题。

徐国进

2020年9月28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