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2021年初，中国的一些地区再次深陷“新冠肺炎”瘟疫的折磨中。不仅是这种疾病，而且在许多其它的社会方面，人们都经受着沉重的压力和饱尝着精神上的痛苦。显然，在中国社会经历40年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一切思考民族未来和国家命运的人们，都应该做出正确的理论结论和采取正确的行动，只有如此，华夏民族才能够赢得21世纪的百年未来，科学的观念和正确的方法同等重要。

历史地看，华夏民族在经历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公元前220年汉朝终结的大致450年的秦汉王朝统治之后，源自周朝的“百家争鸣”的文化、科技大繁荣时期也随之结束。在政治制度上形成了典型的“大一统”的政教合一的、以家族皇权专制为典型特色的政治制度。

无论从社会文明的角度的判断，还是从单纯的政治制度的角度衡量，秦汉王朝的450年实在不值得后人赞美和歌颂。然而，秦汉王朝在政教合一的意识形态政策的支配下，事实上形成了汉民族社会在官民关系上的固定模式。这个模式即使：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掌控一切公权力、各级官员的自上而下的公权力的任命制、政权是支配社会核心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唯一法定部门、文化于教育方面的“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法统。在这样的“大一统”的政体之下，行政权力掌控一切其它的社会力量的生杀大权。从而，不仅泯灭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活力和动力，同时从最普遍的意义上泯灭了天然的人性文明因素，使得全体社会成员都成为顺民，这便是所谓的“奴性”的根源。

我们的社会需要复兴和继承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光辉传统。华夏民族需要涌现一大批各行各业的杰出的圣人群体，犹如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在社会的一切主要的领域：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挥推动和引领的作用。

20世纪汉民族在政治上实现了以“家天下”向“党天下”的转型。21世纪华夏民族在政治上的唯一正确方向，是开创出一种“民天下”的伟大政体。

在1976年9月后，中国人民经历了3年左右的痛苦的思考，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文章，就像一支报春的燕子，引导整个社会冲破“政治挂帅”的牢笼，到1980年5月全国青年展开的“人生意义大讨论”，再到1981年6月中共中央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本上，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的开辟达成了最广泛的共识。

起自198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是汉民族社会由文字记载历史中的一个最伟大的历史时期。单纯从社会物质财富的角度说，中国人在改革开放时期40年创造的社会财富，要远远超过以往历史4000年的总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40年改革开放时期，是中国社会生产力的一场大解放时期。单一的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解决不了社会的全部问题。因此，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由“经济中心”转型为一场整体性、综合性的全面发展的状态。整体性、综合性的全面发展即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的社会领域的共同推进、相互协调的进步过程。

可以说，眼下的中国社会已经处于一场大变局之中。大变局是什么？我的回答是：21世纪华夏民族的大变局是一场全面的社会文明升华，包括社会产业领域的分化与细化以及科学技术的大发明与大发现、政治制度与政治伦理的大进步与大飞跃、文化形态转向面对认识和探索自然界物质规律的明确导向，等等这些，都属于社会文明全面升华的使命。因此，在我看来，大变局即是华夏民族崭新的社会文明的大创造和大升华。

产业与科技革命、企业制度的开放与自由、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活力、政治上的创新性和能动性、全体社会成员的发明力和创造力——这些，共同构成大变局的风源和结果。

21世纪华夏民族的文明事业，注定是全人类文明事业中最主要分支，同时也注定是全人类文明事业中最为辉煌灿烂和光彩夺目的组成部分。

我希望，与1980年改革开放时期一同成长的社会成员，勇敢担负起创造崭新社会文明的历史使命。从而为现实中国社会找到最可靠的出路，并且缔造出属于子孙后代的美好未来。华夏民族的改革开放事业，需要正确的继承。而在改革开放时期成长起来的一切具有文明意识和理念的中国人，自然是改革开放事业的继承者，也注定是华夏民族崭新的社会文明事业的开创力量。

文明才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核心的价值理念。因为只有在文明理念的指导下，才能够创造出符合幸福标准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徐国进

2021年1月10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