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12日，中国海关公布数据，2017年中美贸易总值为3.9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2%，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其中对美出口2.91万亿元，增长14.5%，自美进口1.04万亿元，增长17.3%，对美贸易顺差1.87万亿元，增长13%。

　 美国商务部2月６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显示，２０１７年美国贸易逆差创下９年来最高纪录的３７５２亿美元，美中贸易逆差2017年增加８．１％，统计显示，２０１７年美国商品和服务贸易逆差较前一年飙升１２．１％，达５６６０亿美元，创下２００８年以来新高；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２．９％，也高于２０１６年的２．７％。2017年全年，美国出口额增长５．５％，达２．３３万亿美元；进口额增长６．７％，达创纪录的２．９万亿美元。

2017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破纪录的2,758亿美元，大增一成，然而，中国整体贸易顺差反而大跌17%。有美国官员说，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飙升到3,750亿美元。中美两国统计数据相差了大致1000亿美元。

特朗普认为庞大的美中贸易逆差体现了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依据《1962年贸易扩张法》第232条（国安条款），从3月1日起对进口钢材及铝材分别加征24%及10%的关税。

就在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之时，中国派出以刘鹤为牵头人代表团访问美国，进行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时间在2月27日至3月3日，访问期间，刘鹤同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科恩、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中美经贸合作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举行了磋商，然而贸易与特朗普总统会面。刘鹤表示，保持中美经贸关系稳定发展，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全球经济发展繁荣。

　 综合目前中美两国关系的现状，可以说，中美之间的贸易纠葛在所难免，一方面，自1980年代以来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接受外来投资的数量巨大，并且，对国内产业结构带来了翻天覆地的调整，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的受惠国；另一方面，美国以自身国家的利益出发，认为美国的资本输出和产业转移损害到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便是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总背景。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如果全面开打，那么，受伤更多更大的是中国，不仅因为美方已经做好应对的准备，比如在美国的国内零售业、还是原材料供应市场等等方面，而且美国较之于中国，在国际资本市场、技术优势等方面也同样占有较为明显的优势。而中国在许多商品的采购方面却无牌可出，因为许多产品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可替代的购买方。同时，贸易冲突也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发生短缺，对国内的依赖于出口的制造业形成倒闭和裁员潮，由此冲击中国的整体的就业形势。美国仍然具有货币优势即美元优势，借美元的世界货币功能，美国可以在许多商品上绕开中国而向中国之外的任何国家进行采购，并且提高中国产品的关税甚至直接停止中国产品的进口，这样会对中国的许多行业的制造业造成巨大的冲击，直接影响中国国内的就业形势。

总之，美国较之中国具有明显的优势：1、美元优势即货币金融优势；2、高科技产业优势；3、制造业优势和基础能源优势——此三大优势是中国目前的经济体系不具备的。

同时，中美贸易战会直接导致其他领域里两国冲突的加剧，比如外交、军事等领域，也会同时展开直接的冲突和对抗，再比如在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竞争也会更加剧烈。因此，可以断定，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注定会成为两国之间全方位对抗的重要诱因，而21世纪中美两国之间在整体的关系上的对抗，会对国际局势带来极其重要的影响。

因此，中国应该谨慎避免与美国发生大规模的贸易冲突。中国应该提出一系列的在货币金融、实体产业、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合作方案，化解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纠葛，毕竟，中国易经是美国商品与劳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市场，而且整个市场对于美国来说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份额。

中国必须避免20世纪中期的前苏联与美国的“冷战模式”，不允许美苏式的关系模式重演。从宏观的国际局势而言，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之后，特朗普政府进行一次深刻的内政的自我调整具有明显的必要性，不仅美国，中国同样如此。因此，中美两国在各自进行内政的调整后，需要设计出一种富于建设性的崭新的大国关系。

中国应该寻求与美国在货币机制上的创新。中美两国可以协商创建人民币与美元之间的货币合作机制，可以协商中国适当扩大对美国产品的进口，以消弭过大的贸易顺差，可以在教育与文化领域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总之，中美两国避免贸易战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30—50年）内，美国不会发生明显的整体性的国家实力的衰败，除非美国境内发生大规模的自然灾变或者某种不可抗力的打击。

美国是由白种人主导的国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形态，具有完备而稳固的、公平透明的制度体系。中国属于地球东方黄种人，因此，在我看来，21世纪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国家性质的竞争，而是两大不同人种——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而这种竞争也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有传统的经济贸易、军事武器、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竞争，转化为了依靠教育素质、科技发现与发明、文化创新等领域里的相互竞争，这种竞争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程度共同发展。

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对外开放与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对象主要是欧美国家，中国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获得的经济利益与社会发展成果，比之1950—1976年全盘接受前苏联的经济模式有着天壤之别。对于美国，在奥巴马任总统的时期，已经认识到中国才是全球化的最大的受惠国，并且表示了明确的抑制立场，特朗普自2016年当选以来，在“美国优先”的政策思路之下，已经把中国视为主要的竞争对手，并且在贸易方面开始采取抑制性的手段。中国在于美国的关系上，必须避免重蹈美国与前苏联关系的覆辙，而是要致力于与中国在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维持谨慎的平衡与选择性的合作。否则，中国便会遭受到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并且由此影响到未来的发展。

中美两国随着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的实施而变得充满不确定性，贸易（主要是关税）、技术、军事等国家竞争的许多领域与中国展开直接的交锋，可以预见的对抗和冲突将在所难免。就在2月28日，美国参议院院会无异议通过《台湾旅行法》，直接采用众议院版本，不需再经参、众两院协商新版本。法案将直接送交白宫，特朗普总统为之签字只是时间问题。显然，台湾再次成为中美之间的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

对于中国来说，2018年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也是影响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重要的时间窗，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已经进行了40年；一方面，中国需要终结改革开放时期，转向一个超越“经济中心”的新时代。而这需要正确的方法，面向未来，中国没有一种现成的标杆和榜样，而且中国又是一个十分容易走回头路的社会，因此，这就非常危险。

如何正确发挥中国自身的优势？也就是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40年后，如何找到自身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正确方法？这才是中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徐国进

2018年3月4日